建投读书会·上海烟火丨张怡微:来自工人新村的上海表情

足球比分 2022-11-13 19:19 47

摘要:“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九大主题季,并汇编江南系列讲稿出版了《江南纪》一书。如今,“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系列读书会将邀...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创办至今,为什么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手机已走过了九大主题季,并汇编江南系列讲稿出版了《江南纪》一书。如今,“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系列读书会将邀请六位不同的学者嘉宾,从地域历史、信仰风俗、饮食习惯、书信记忆、社区文化、服饰时尚等六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共读“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上海烟火】主题系列第五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老师,为读者们述说来自工人新村的上海表情。

“新村”概念的缘起

关于“新村”这个词的来源是非常多义的,也是需要厘清的概念。这是个许多国家都会用的词,但指涉的概念不同。

去年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中能看到马来西亚怡保这个小城也有新村,是1950年代英国殖民地时期设立的一系列华人集中定居点,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景点。韩国也有新村运动,1970年代韩国政府开发农村,使之现代化、城镇化的一个建设,换句话说,是农业现代化的意思。而从概念缘起的角度来说,日本20世纪初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村运动”可能和我们国家“新村”的关系更紧密。

日本的新村运动是由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实笃是日本近代文字的先驱,他深受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崇尚托尔斯泰的“躬耕”,希望以他为榜样来改造日本社会。托尔斯泰是贵族出身,以不劳而获为耻,提倡劳动主义,认为劳动本身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是人生最大的义务和善行,并提出人人参加劳动是建立平等社会的前提。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不论什么人都没有剥削他人劳动、掠夺他人成果的权力。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照片来源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1918年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儿汤郡的一个偏僻乡村石河内村购置了40多亩耕地,组织起20多个人,盖了8间房屋,创办了日本第一个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町村——新村。不久,他又在东京、大阪、京都、神户、长野、静冈、北海道、横滨、福冈等地建立了新村支部。具体的规定,是每日值饭的人5时先起,其余的6时起来,吃过饭,7时到田里去。11时是午饭,下午2时半吃点心。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下午5时,洗了农具回家,晚上可以自由,10时熄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形式背后的哲学内涵,歌颂劳动、歌颂互助和平等,生活规律,像个“寺庙”一样。

1920年代,“新村”这个词传入中国。李宗武、毛咏堂一起翻译了实笃的《人的生活》,译稿经鲁迅校订,于1922年出版。作为来自东洋的现代主义思潮一个很小的支脉,“新村”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知识分子化的理念,它的精神与劳动、平等有关。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接触到了“新村“理念。毛泽东在湖南上中学时有一位老师叫江亢虎,他在江西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还曾经计划把上海的崇明岛作为社会主义研究试验基地,发展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也支持新村运动。1936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曾回忆到这个人。“新村”在那个时期,其实并不具有城市的特征,毛泽东后来把农村生活的理想化投射到“新村”这个试验基地上,在他设计的“新村”里,学校、家庭、社会是连成一片的,通过施行新教育,即工读生活达到创造学校的目的,新学校培养出的新学生为新家庭之成员,若干新家庭组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社会。

赵泓:《中国人的新村梦》

上世纪20年代初的“新村”概念具有外来的基因,也带有世纪初知识分子对“新社会”乌托邦式的想象。而1949年以后,“新村”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慢慢转换为基本的生产、居住需求所衍生的集体性认同,地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新村”的概念也演变为了“工人新村”。

上海的工人新村

如今的人们可能已经逐步淡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曾经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城市。大型工业基本都沿江而建,为的是方便货物运输。

工业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许多工厂,使厂内工人集中一处,从事生产工作,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上海解放以后,工业化与口岸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步被淡化,工人先锋的历史作用被凸显出来。 

黄浦江畔留存的塔吊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战后工业发展和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矛盾,上海市开始规划工人新村建设。工人新村居民背靠单位,更像是社会大分工之下的标准化产物,通过集体性的群居来培养对单位或集体的认同,从而建立其特有的身份标识,另一方面,也是方便生活与管理。工人新村里的生活,最大的特点可能是“平等”,厂长和员工住的也不远,没什么隐私,但有助于互相帮助。夏天一个小孩站在谁家门口,都能吃上一块西瓜。兜一圈回到家里基本可以吃饱。

上海有的工人新村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浦东。浦东因为地大,便宜,空间设计的余地也较浦西更为从容。以位于浦东的上海第三钢铁厂为例,鼎盛时期,上钢三厂有引以为傲的2平方公里的厂区、2万余员工。

有一则拍摄于1985年的纪录片《上钢三厂技校》,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地方钢铁厂的风貌。有几个特征很有意思,原上钢三厂的厂区内(现在几乎位于梅德赛斯奔驰文化中心的原址之上)曾经有烟囱、有交通,有小铁轨,有厂区码头,有民用轮渡。

纪录片还不断强调数据,佐证厂区内的学校之大,教学空间分类之细腻,且男女生兼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重工业培训单位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存在。

纪录片《上钢三厂技校》画面

1971年打浦路隧道通车,1979年上南新村和雪野新村兴建,团聚了征地回迁农民、南市和徐汇的动迁户和在浦西上班的工人,协同上钢新村,逐渐形成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上南地区工人新村的生活风貌。

这当中还有一些居民,是产业职工“双调”政策产生的。所谓“双调”,指的是本着有利生产、便利群众生活、群众自愿的原则,调换职工工作地点和调换住房。一般而言,无论拆迁还是双调,对上海人来说,去浦东唯一的原因就是可以调到更大的房子,不是大一倍、多一间,就是多几个平方。调换也带来了其他产业的工人入住上钢新村或上南新村。现在位于昌里路上的浦东商场,原来就叫三钢商场,有“浦东中百一店”之称。在地老居民,还是习惯性会称之为“三钢商场”,对附近员工,曾有许多折扣福利。

和其他工人新村相比,上钢新村的特点来自于钢铁工业特殊的群聚文化,它不是如曹杨新村等通过选拔入住,而是将单位完全当做一个大包大揽的大家庭、大家长。

改革开放之后,工人新村逐渐和工人脱离关系。上钢三厂真正关闭是在世博会期间,整个厂区也做了大型改造,成为了现在的世博公园与后滩公园。如今唯一可以看到昔年端倪的,一是世博大舞台,二是两个塔吊,再次是码头。世博大舞台原为上钢三厂的特钢车间。原特钢车间的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保留了屋顶上标志性的三个高炉风帽。此外,原有的钢炉、冷却管、巨型螺栓等构件,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雕塑,分布在大舞台内外。塔吊的对岸就是原来的江南造船厂。世博大舞台原为上钢三厂车间,地处浦东滨江部分贯通区域。因此,我现在还是觉得,上南新村、上钢新村除却学区来说,仍是相对比较宜居的地方。

上钢新村(张怡微供图)

作为上南、上钢地区整体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改造后的“三钢里休闲街”和“昌里路夜市”闻名遐迩。前者是世博后的空间建设,似乎是为了纪念钢铁厂而建的商业空间。而后者显然更有历史,象征多重居住文化的聚合。

“昌里路夜市”不只是小吃摊,卖什么的都有,从睡衣睡裤到武侠旧书,从手机壳到羊绒衫……这些摊贩包裹着百货商场,小吃摊又包裹着打烊的中型饭店。愈夜愈欢乐。十多年来,它与周边居民的矛盾也如浪奔浪流,整顿后扶持,扶持后又整顿,岁岁年年。现在很难追溯它是怎么形成的。

昌里路夜市(张怡微供图)

工人新村的烟火气

我猜想在讨论到工人新村的问题时,我们还是没法回避说,其实它记录了上海人生活的不容易,写了上海人的清贫、辛劳和没有远见。程乃珊、钱佳楠的一些小说,都能读出这种苦味。而我作为曾经居住在工人新村的普通工人后代,我的小说,从《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几乎就是这类苦恼的总纲,含有很多压抑和不开心的历史。

读《繁花》时,读到工人阶级最喜欢红木家具和王声的唱片,想想的确是这样。我甚至在电视剧《孽债》里卢家伯伯家里,看到了一张和我家一样的红木椅子,是外公生前留给我的。我们可以发现,《孽债》故事里最穷的两家人,反而是对红木家具很热衷的,因为关键时候可以卖掉筹钱看病。

电视剧《孽债》中的红木椅子

和历史中那些枯燥的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工人家庭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那么深沉的欲求,因此也在文学中开凿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家庭,边界则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虚拟世界,也许在多重宇宙。也许书写家庭的初衷是为了反家庭,但它自由下行,兢兢业业地抒情,最终,又回到了对“家”的沉思中。

在我看来,所谓烟火气,就是人气,是人与人生活的联结形态。今年四五月,我在网上见到两位年轻人,他们住在工人新村,帮助社区里老年人买东西,后来我想办法联系上了他们。其中一位住在上南新村的男生,叫“也先生”。他在一楼贴了一张纸条,希望帮助不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一起团购。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主动帮助楼里三个老人买菜,老人家都一定要付钱,不接受免费的菜。但有时也会让他帮助不相关的事情,比方“修眼镜”。也先生是一个山东人,他听不懂上海话,老人家给他发语音,他也只能说“阿姨麻烦打个字,我是山东人,我听不懂上海话。”他告诉我,楼里一共30户人家,有8户需要帮助的老人,比例还是挺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工人新村的居住情况,可能是老年人和新上海人。他们之间存在着互助的情况。

也先生所贴的纸条(张怡微供图)

另一位女生狄小宝,也是在全职工作之外,用业余时间参与社区服务的热心人。她所在的工人新村,离我家很近,老人非常多。她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建议,“老人的团购/生活,最好由那种年纪稍微轻一些的老住户阿姨来负责,然后年轻人里有人专门对接阿姨,随时了解老人需求”。在她们那里,有一个200人的团购群,但是群里人数多,老人肯定跟不上节奏。因为有的老人没有手机,有的老人虽然有手机、但是他们无法跟上团购群接龙、登记、二维码付款的速度,他们只能看到是肉菜团还是水果团蔬菜团,需要订购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帮助。

狄小宝安全帽能代替头盔吗提出要合理分工,“很多年轻人需要的物资,比如盒饭可乐熟食之类的,老人不需要,后者是要青菜。最好按区域来,比如1-10栋由谁负责,年轻人买网上的东西,阿姨们做线下需求统计管理”。团购来的菜只能送到社区门口,要进社区还涉及到消杀、分发环节中的风险。狄小宝说,“我邻居这几天一直在给我送消杀装备,她也就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样子。”她当时在虹口。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

生活在工人新村的老人(张怡微供图)

狄小宝说,“前段时间看邵氏电影。主角路遇不平,给一位吃不上饭的陌生人买了两碗面,为她几十年的痛苦提供一个短暂的避难湾。对方离开前询问主角的姓名,主角说:天下有心人,都是无名氏。” 狄小宝和也先生都是很好的年轻人,他们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工人新村。希望不管发生怎样的事,他们又去了哪里,我们能记住他们。他们曾经努力互助,是真正的烟火气。

“上海烟火”第五期讲座视频(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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