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历史学家如何书写时代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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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年10月29日,由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西方史学史研究》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中...

2022年10月29日,自带转角小花园、人脸识别取纸……上海“最美厕所”揭晓由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西方史学史研究》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复旦学报》《探索与争鸣》的编辑共同就“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吴晓群教授就明确指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一提法是为了在新时代加强史学史研究的解释力和批判功能,这也将成为复旦西方史学史研究团队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并希望能与国内的学界同仁们携手努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广智教授和阳晓莉教授为新刊《西方史学史研究》揭幕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广智教授和欧阳晓莉教授为新刊《西方史学史研究》揭幕

本次会议的第一组主题发言由欧阳晓莉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首先发言,他以亲身学习经历为证,谈到自己在读书期间并不喜欢史学史这门课程,但如今它已经成为自己最为喜欢的学科。张教授表示,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原因就在于认识到历史书写总是思想的产物。张教授又以他对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态度转变为例,指出考察史家书写历史的方式,以及这些书写方式所体现的思想意识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吴英研究员表示,如今无论是西方史学史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都有走弱的倾向,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今的史学史研究还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吴晓群教授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正当其时,它是对当前史学史研究理论的有益思考,对于提升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帮助。吴英研究员认为,除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外,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方法和路径都值得加以重视。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指出,学界对于史家如何以历史书写的方式丰富和深化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的问题关注得还不够,这正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需要着重探讨的一个方向。李宏图教授强调,史学史不是思想史的一个类型,更不是作为思想史的附庸,而是应当秉持自身的主体性,坚守自身的立场和特性来展开研究。“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求我们不仅要在文本细读方面下功夫,还需要掌握一些思想史的方法和理论,尤其是阐释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复旦大学法学院赵立行教授认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首先应当突出方法论的研究;其次,应当关注于史家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史家都受到自身知识体系的限制,从限制性的角度考察史家的历史写作是一个有待发掘的研究方向;再者,应当关注史学著作体现的时代价值观念,即使史家有意识地在挣脱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仍不自觉地落入其网罗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教授与复旦大学史学系李宏图教授

第二组会议主题发言由赵立行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教授发言,他主要以克罗齐的思想为例证讨论了史学与哲学、史学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在克罗齐看来,整部西方史学史就是一部史学与哲学相互融合、纠缠的历史,两者之间密不可分。董立河教授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时期的史学著作,更好地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也可以从某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出发,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书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巩固教授认为,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工作者作为最熟悉人类历史记述的小众团体,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思想史当中的文明理念,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并借此改变以往被动的学科角色,由被动化为主动。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从过往的人类历史经验当中,从众多优秀历史学家的著述当中,提炼出最具普遍世界价值观念的文明准则,以影响其它学科领域的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邓京力教授指出,张广智教授特别重视中国视角与全视野的结合,这体现出超越西方史学旧有范式的研究倾向,也与当下国际史学界提出的全球史学史、全球思想史研究有很多契合的方面。很多当代西方史家在研究全球史学思想交流时发现,不同史学传统之间存在一些可以通约和不可通约的思想要素。对这些思想要素作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区域的考察,能够给我们提供以史学史的形式感知不同文明史学思想的比较模式。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表示,吴晓群教授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其实是有渊源的,耿先生和张广智教授都曾谈到研究史学思想的重要性。李勇教授还探讨了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合理性和限度问题,他认为从长远看来,史学史和思想史理应并存并立,密切合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教授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巩固教授

圆桌讨论(上半场)由《复旦学报》陈文彬编辑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范丁梁博士表示,史学史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度,比如知识点较为零碎,经典史家的观点已经陈旧等,因此教授史学史就应当增强课程的吸引力,让学生认识到这门课程是能够生成有效性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梁民愫教授以自己对于全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例,探讨了如何结合“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理论思考,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顾云深教授回顾了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尤其强调了以耿淡如先生和张广智教授为代表的几代学者做出的重要贡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白珊珊博士简要介绍了当前古典史研究的三大学术思潮之一的“物质转向”,随后讨论了西方古典史学和古希腊语两门课程的教学实践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梁民愫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范丁梁副教授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陈茂华副教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表示我们应当用元认知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西方史学史(尤其是“新史学”),也就是说,要对历史学家的历史认知进行探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陆启宏教授指出,法国史家德塞尔托深受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研究类似于精神分析的过程,因为两者都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交流,都是主体试图去揭示被掩盖和压制的他者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智副教授总结了与会代表持有的两种意见,其一是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西方史学史的路径,其二是宽泛的、类似于“制史史”的路径,即讨论历史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他认为,可能还存在第三种路径,即讨论更为广泛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史学辩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陆启宏教授与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陈茂华副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欧阳晓莉教授以《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研究为例,指出史家本人的思想历程或者人生经历必然会对他的史学写作产生影响。欧阳晓莉教授还讨论了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及的“早期高级文化”概念,表示该术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在当今史学界被使用的情形值得进一步探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汪丽红副教授表示,自己学生期间所撰写的两篇文章正好印证了史学史从文化史向思想史的转变:第一篇关于格里高利《法兰克人史》的文章主要是基于基督教从罗马向高卢传播的文化背景加以讨论;第二篇关于弗赖辛主教奥托《双城史》的文章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思想史的框架,也就是强调“帝国转移”成为中世纪相当多的历史著作(尤其是普世史著作)的思想结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欧阳晓莉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汪丽红副教授

圆桌会议(下半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慧本博士引用陈新教授的观点,指出西方史学的精神除了求真以外,还有更为现实或务实的追求,包括证明、定位和导向等效用,“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理应对此有所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邓锐副教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讨论了研究西方史学史的有效性和功用问题。邓锐副教授回溯到古希腊史学的初创时期,认为早期西方史学是为了提升作为集体和个体的人的生命境界而创立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黄璐指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家的实践,最为直接的便是史家的史著与史论,如果我们拓展到“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便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是史家思想实践的产物,这种思想实践背后必然有其思想的情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指出,张广智教授提出的“西方史学日系小清新,中国眼光”的观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仅是尾随西方学界的论述,那就会陷入人云亦云、了无贡献的处境。李孝迁教授强调,要重视西方史学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史以及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接受史的研究,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更要有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邓锐副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商兆琦副研究员主要介绍了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区分出了三种研究路径,分别是内在理路、外在理路以及将思想史作为一种整合的世界观的发展去把握的路径,第三种路径关注的不是单个的观念,而是将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勾连起来的媒介体,或称“思维样式”。《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杨义成表示,当今国内学界的史学发展仍需要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学界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渴求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过程中,我们应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知识体系、信息体系和叙事倾向,避免被锁定在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之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商兆琦副研究员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杨义成老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可副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学界使用“史学史”和“思想史”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并着重讨论了史学思想与史家撰史时面对的材料之间的关系,随后延伸至史家在编撰过程当中面对的一般知识环境和知识资源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联璧副教授围绕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退休后在英国的学术和教学活动展开讨论。她指出,拉铁摩尔在英国的经历有着深刻且复杂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不带着跨国史的眼光,不带有思想史研究的实践视角,那么拉铁摩尔这样人物及经历就很容易被遗忘。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卓立副教授引用胡塞尔的观点“一种普遍的个人性科学即是历史”,认为现象学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柯林伍德的观点类似,因此当历史作为思想史的话,那么史学史便是一种双重的思想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可副教授与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卓立副教授

圆桌讨论的最后阶段,吴晓群教授回应了史学史和思想史两门学科的关系问题。她指出,我们更应当关注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非局限于学科的边界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包含的史学维度可以弥合思想史研究中关于连续性和断裂性之间的矛盾。李勇教授认为,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发展是并行的,学界的当务之急不是争论主体性的问题,而是应当先“做起来”,在实践中摸索思想史方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闭幕仪式上,欧阳晓莉教授为“恒德”奖学金的获奖代表颁发奖状,该奖项专门为西方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设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阿慧代表“恒德”奖学金获奖者作了发言。陆启宏教授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宣布第二届复旦大学西方史学史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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