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周绍明先生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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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是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院士,专攻宋明文化、社会、经济史,著有《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东亚和欧洲的书籍世界》《...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是英国汉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院士,多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专攻宋明文化、社会、经济史,著有《中国书籍的社会史》《东亚和洲的书籍世界》《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二卷,编有《中国的国家与宫廷礼仪》。2022年10月30日(当地时间),周绍明先生去世。本文记录了作者李汉松与周先生邂逅、相交、相知的些许杂忆。

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1945-2022)

我与周先生的斯文之交,是拜一次机械故障所赐。一个暮春时节的午后,我正在剑桥图书馆握珠奋笔,背后传来一阵嗟叹之声,回头一瞧,一浓眉苍髯老翁,一双枯手猛搔银发,正对着一台计算机无计可施。抬头见我是个青年,老翁断定我是懂得先进生产力的,便求我相助。我竟也胡乱摸索,歪打正着,修好了机器。这才晓得他是宋明史家周绍明。

周老其时钻研徽商,我正好要去绩溪,相谈甚欢,直至闭馆。此后,我们虽然不约时间,但常常相会于此。剑桥图书馆坐西朝东,北翼有茶屋一间,隔廊相望的南翼则是东亚书屋。每从二楼珍本室下来,我坐在这儿,一边将适才所见所得整理成文,一边等着与周老唠嗑。他谈我的荷商、葡商,我谈他的徽商、苏商。他见我译西夏文,便介绍我认识匈牙利裔敦煌学家、西夏学家高奕睿。高、周二先生不介意我是编外人士,带我去泰餐厅蹭东亚系的肴馔盛宴。周老虽羁旅日本、侨居英伦,也曾客寓加州,但口音仍是伦敦腔,时有长岛特色——“麦克德尔莫特”姓是中古爱尔兰王朝的国姓,随着移民潮来到美东,又随着他的学术生涯跨海回潮。

剑桥图书馆东亚阅读室

大街小巷之间,总是遇见健步齎书的周老。一日在克莱亚学院后院的红稀小径上狭路相逢,险些相撞。周老先声明自己与政治系的林坤景有约,但很快便忘了这件事,与我大谈治宋明法律史的心得,大抵是说政府律令不明、商人自行其是,因此直接史料匮乏的话,便有必要考察外地、外国访客的论述以弥补之。我提醒他:“说得是不错的,但林博士等急了!”他如梦初醒,落荒而去。傍晚,他又兴冲冲地奔回图书馆拉我,说:“我在饭桌上大夸了你的海洋思想史研究,你和林必须认识认识!”

初访周老宅邸绝非易事。我步行穿过塞尔文学院,在格兰奇、坎普尼路口向西,走上一条约一百五十米的石子路。两旁草木葱茏,小径尽头高竹耸立,素雅清幽。但这些石子凹凸不平,棱角分明。我穿着薄底皮鞋,蜗行牛步、悠悠踟蹰,也脚板作痛。这座房子叫作“格兰奇花园别墅”,令我惊奇的是:这座宅子没有门牌号,也不在任何一条剑桥市的街道上,因此也没有邮编。

周老的夫人熙子是日本人,平日六七点钟便睡下了。周老有时写信给我,最后一行便是“她睡下了,因此我不能写久了,怕出声惊扰她。”师母英文不利落,也不通中文,但自然懂些汉字。初次见面时,她琢磨我的名字,猜是“寒松”。我说:“往气候上猜便差了。汉松虽无‘旱松’之酷暑,亦无‘寒松’之清凉。” 周老笑道:“今天外面倒是酷暑,我们家的书斋可清凉么?”我说:“尊府陈设颇具日式风格,且处一隐秘之所在,外也清凉、内也清凉!”周老忽从日文转成中文道:“是个世外桃源!” 熙子不明所以:“什么是‘世外桃源’?”我和周老哈哈大笑,磕磕绊绊地,日英掺杂地口译了一遍《桃花源记》。

爱交友的周先生爱读利玛窦《交友论》,常向我展示此书,谈论心得

周老与日本渊源颇深,一度执教于真子、佳子二公主曾经就读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旅日期间,他与研究宋明商业史的日本汉学家,如斯波义信、柳田节子等人相互切磋。我问周老:“当年为什么选择去日本进修?”他说:“当年学不逢时,中国大陆不接受外籍留学生,因此有志汉学的欧美青年或赴台湾岛,或旅日、韩。其时岛内情况不佳,且很难进入故宫博物院。那么日韩哩?我当时想:在历史上,韩国好比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行省’,一直拘泥正统,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运用更具新意,因此便去了日本。”如此,世上便有了这样一位学贯中日的学者。

周老和师母俱非英吉利人,但他们按照大英帝国习俗,准备了全套下午茶:伯爵红茶、柠檬蛋糕,端来后院的小桌上。大抵是年纪大了,不胜操劳,他们的后院杂草丛生,边角处甚至滋蔓过膝。但与法国园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比,英国花园的特色也在于一种“调神气,入性灵”的自然而然。畅谈至黄昏薄暮,英国的天黑得早,我渐渐瞧不清他堪比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的那双白眉了。离开时已是月明露冷。我念及来时寻“桃花源别墅”的辛苦,既出,“便扶向路,处处志之”,所幸下次“寻向所志”,复得其路,如愿再度问津。

周老的桃花源是个谈天说地的清净之乡。茶无穷尽,话无穷尽。小小茶壶里有包罗万象的话题,真像水伯那容得下四海五湖、八河四渎的“白玉盂儿”。他搬出最新的书稿,请我置评。我最有感于徽商与地方官的周旋。宋元明清的商人团体:徽商和客商、总商和散商、会馆和公所,大多韬光养晦,自行其是,远不如近代早期的欧洲行会高调张扬。除了士绅与商贾,还有游侠和镖局、武馆和当铺、淤手和无赖、纲头和服差、官牙和私牙、会票和行钱、把头和祭酒、和买或招侮、“五通”和“天妃”……周老穿针引线,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与物织入一幅栩栩如生的江湖全景图,涵盖了帝国商贸的水文地理,延伸到每一个犄角旮旯。我欣赏他治史“两手抓”:既宏观叙事又明察秋毫,既“长时段”,也“微观史”。

“格兰奇花园别墅”后陈莎莎图片院一隅

蝉鸣鸟语、竹声萧萧之间,我们再谈到各朝的航运政策、水利工程、行政区划。周老认为除考量粮税、军需和人事运输之外,宋明两朝并未大举治水。譬如,政府很晚才开始巡视长江中游,近乎从未管控上游。他更多关注的是由下至上的地方“水观”。水运存在各种危险,如青弋江、新安江、昌江之险恶,再如海盗之猖獗——自古以来,“海盗”多是沿海之盗,而长江沿岸的“江盗”也是同样的性质。出了问题,便要解决,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思维:习俗、规范、乃至法律,其最初的语境无非是一次次的“解决问题”。官府和商旅如何应对“江盗”?可惜,留下的史料太过贫瘠了。我想,他虽然不治思想史,但许多洞见极富思想史意义。譬如,“水”这一空间观念是多层次、多范围、多形态的。一些我们想当然以为属于海洋的范畴,或许早已存在于中国文化对内陆江河的反思了。他这一说法,我至今常常想起。

周老博闻强记,遍游寰宇,绝不拘泥于宋元明清的经济生活史。他坐镇圣约翰,参与鉴定了有数学家詹姆斯·茵曼签名的《弦笛琵琶谱》。作为一位“跨大西洋公民”,周老略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和剑桥学派思想史的辩论。一次下午茶时,他突然说:“约翰·波科克不懂中文,但仅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胜过许多平庸的汉学家,这种直觉是了不起的,可见通其语言不一定便能明其思想。”我将这话传给波科克和其他政治思想史家,他们也对周老的评价感到意外。

圣约翰学院塔楼窗前飞鸟

昨夜,圣约翰学院的“守门人”史蒂夫·波皮特先生来信,告诉我周绍明先生故去的消息。但现在想来,我与周老的学术研究近乎是毫无交集的。但在一片学术的“桃花源”里,仅是发乎求知之心,便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尽而意犹未尽。术业有专攻,“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但偶尔相逢,便一见如故,引为胜己。周老一生抱朴含真,也赤诚似火,他的为学正是他的为人。怀念周老,大约也是怀念这种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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